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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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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村庄民主的远水  

2010-10-12 14:08: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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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民众素质低,不适宜采用民主管理。持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既包括见多识广的学者,也包括网络社区里活跃的网民。

但这是一个误区,它低估了农村村民的智慧,同时又高估了民主制度的门槛。

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协商机制,在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时代曾被广泛运用,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中有了进一步的实践,近代以来,随着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完善,民主制度得以在更大地域与更大规模的人类组织体系中被推广。

民主制度运行需要的前置条件是:利益的相关性、对利益的持续关注、以及对权力管理机构的监督,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条件就成熟了,至于民众的素质,尤其是文化教育程度,反倒是与民主制度的关联性较低的一项指标。至于民主管理的经验与能力,确实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的效果,但它是一项需要在实践中花费时间来积累的工作,不可能在民主体制的运行之外靠空谈与冥想来获取。

在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中,常常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拥有高学历的人士对发生在身边的权利维护并不热心,反倒是一些退休的大爷大妈喜欢对物管公司的账本穷根问底。高学历的人大多数收入较高,日常事务多,对物管费类似的小额支出不愿意付出过多精力,小区维权的事情就落在那些退休大伯大妈身上,他们努力维权获得的收益,让受过更良好教育的高学历人士享受了搭便车的机会。

这样的情况就属于对利益持续关注不同而引发的差异,具体在小区维权这件事情上,民主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是呈反比。

乡镇直选

另外一个例子是乡镇直选,由于乡镇机构主要是为了完成市县组织下派的任务而设置,与农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不大,再加上乡镇机构远离大多数农民的视线,普通村民无法对其权力运行进行了解,更不用说监督,实行民主管理的三个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乡镇一级不是开展民主直选合适的权力平台。几年前喧闹过一阵子的乡镇官员民主直选的事情,在经过不多几次的简单尝试后就草草收场。

村庄是农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村一级权力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宅基地安排、承包土地的调整、集资修路、办学、合作医疗、社会保障、农产品补贴、牲畜防疫等等,所有村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既是各家各户村民的利益所在,也需要由村一级公共管理机构予以管理、统辖、安排。

村一级管理的效果好坏,直接关系到村民利益的增加与耗减,这些事务一年到头持续不断,自然会引起村民对相关权力实施的持续关注;同时,村庄组织的运行处于村民日常生活的视线范围之内,村民有能力对村一级组织的运行随时予以监督。

村一级组织的上述特点决定它是适合于采用民主管理的适宜场所。

自从在村一级开展民主选举以来,贿选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尤其在最近几年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所谓“双兼”之后的所谓选举中,贿选基本上是普遍情况,而且贿选价格低得惊人:一袋洗衣粉、两条肥皂、或者10元现金,村民的一张选票就被收买了。

有人据此认为农村村民短视、功利,为了上述一点点蝇头小利就出卖了自己的民主权利,从而继续佐证村庄中不适宜采用民主管理的论点。殊不知,在候选人内定,当选人也内定的官办的民主选举中,一张选票代表的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利,而是当政者为了完成某些装点门面的要求而走走样子。低廉的价格不是民主权利的价格,而是一场虚假民主选举中的装修费用。这笔支出自然会在权力获得后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得加倍补偿与回报。

我自己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早期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亲眼看到农村村民在以为获得了自主管理村庄权力之后对选举事务的热情参与,同时也目睹了村庄的民主选举如何在旧有的权力利益格局中被消磨打整,最后重归旧路。

基层权力

村庄权力民主选举与民主管理不能顺利实施的症结既不是因为村民的素质,也没有任何物质上文化上的障碍。

阻碍村庄民主的主要症结在于当政者对村庄民主的结果缺乏信心和远见,害怕在村庄权力民主选举之后,村庄权力不再直接隶属于现有权力体系,不方便管理和控制,根本想法还是“求稳怕变”。毕竟,在现有权力体系中,基层管理的权力虽然腐朽、效率低下,但权力运行的方式和结果是预料得到的。如果村庄一级真正实施民主管理,当政者要面临的将是69万个民选、民治的基层组织,现有的政权机构似乎还没有为此作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相似的统治心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当时所有的企业,大到工厂、矿山,小到饭馆、旅店、理发店,大多挂着国营企业的招牌,剩下一部分小作坊、小店铺也属于集体所有。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所有经济组织包含在一个按照行政命令来统一执行的集中体系之内,从而保障经济体系运行的稳定与有序。

这样的思维在经济领域内早已经被证明了是一条死胡同,计划经济的稳定和有序换来的是没有效率、没有活力、没有创新,换来的是社会的普通贫穷和生产技术的落后。私人经济看似无序,但它契合了人性中追求财富、追求享乐、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人类本性,它活力充沛、创新无限。在奴役制度下用皮鞭也完成不了的任务,在私人经济制度中,只需要加挂上足够多的胡萝卜,私人企业就会绞尽脑汁去把它实现。

事实证明,私营企业的发展并没有让社会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它们为经济带来了活力,为社会带来了繁荣。旧有的权力体系需要对此作出的调整是从既往的直接生产管理者,转变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人,于是,轻工局、商业局、冶金局、机械局等机构消失了,质监、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等部门新生出来或被加强。

村庄这样的基层地方组织运行的原理与企业作为经济体系的基础细胞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经济体制管理放开之后,虽然各家私人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表面上散漫无边,但其运行的核心都是要服从于经济人理性,密切关注成本、风险与收益。政府部门只要制定好规则,抓好监督,企业经营自然会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不管这些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国营、集体还是私人资本。

政治机构运行的核心也是利益,一样关注成本,关注收益。

村庄一级数量庞大,村庄内事务海量繁杂,政府机构的直接介入只能意味着巨额的成本和死板、僵化、无效率的机制。

对社会最基层组织的直接掌控是革命性政党在社会化运动时期的特定产物,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所以要直接掌管所有大小企业,要在农村地区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

半个多世纪的风波跌荡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教训和启示,承认并尊重个人的价值,尊重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追求,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个人有个人的利益,机构有机构的利益,组织有组织的利益,良好的管理是把这些利益诉求都纳入到一个有利于全社会普遍利益的运行体系中。

市场经济是把经济组织纳入全社会财富增长体系的一种方法。

民主管理是把社会组织纳入全社会福利增长体系的一种方法。

市场经济与民主管理在制度出发点上都是一致的,它们源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冲动,二者的归宿也大体一致,市场经济侧重于全社会财富的增长,民主管理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包括平等、公正、宽容、廉洁等等。

社会组织机构体现出的利益化倾向在整个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背景下已经表露无遗,大中型城市卖土地,小城镇卖指标,乡村组织机构在很多地区社会管理中体现出来的最终效果要么是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不包括大中城市周边可以通过土地交换获得特别利益的特定区域)

不作为的部分是指办事没有多少油水的乡村事务,如治安维护、水利设施维修等。反作为的事情是指国家政策法律禁止或限制的事情,比如:计划生育、土葬等。现在农村女孩子初中、高中毕业后大多外出打工,她们打工挣钱的主要年龄段与她们的生育年龄重叠,再加上子女读书、医疗、养育成本高昂,农村传统上严重的超生欲望(三胎或三胎以上)已经不多见,反倒是乡村干部会鼓励或默许她们多生,以获得一笔罚款收入。土葬的情况类似,乡村官员也采用鼓励或默许的方式,而且土葬罚款大有赶超计生罚款成为农村基层官员主要灰色收入的趋势。

在农村基层组织已经自我利益化,管理效能日益松弛的情况下,寄希望由现有体系来完善农村最基层村民的管辖是本末倒置的诉求。

农村村庄一级的民主化管理已经不是需不需要、可不可能的学术问题,而是火烧眉毛的现实要求。

村庄的地位

村庄组织承担着农村区域的多重社会管理角色。它是农村村民日常生活的区域,具有社区属性;村庄是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最基础组织,具有政权属性;村庄也可能结合成多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从而具有一定的企业属性。

村庄治理的完善,农村村民才有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中国大陆农村目前仍然有七、八亿人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城市化进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未来三十年仍将生活在农村。一个国家的繁荣决不仅仅是指大城市的光鲜,同时也应该包含农村的富裕与安宁。

农村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除了庞大的人口数目,作为一种潜在的经济组织,村庄先天具有劳动力与土地这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当这两种要素能够与资金、技术、管理等其它生产要素能够形成有效对接的时候,农村中蕴含的巨大经济潜能就有可能被激发。

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乡镇企业曾经红火过一阵,现在已经全军覆没,要么倒闭,要么改制成为私营企业,而一些以村庄组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农村企业现在却还保持着活力,其中的典型包括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滕头村,以及更早一些的大邱庄、南街村等,人们在关注这些农村中涌现的明星企业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企业的个别领导人物身上,关注他们的能力与缺陷,关注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而忽视了在这些企业家之后依托的村庄组织中蕴含的丰厚适宜的经济土壤。如果政策得当,管理得法,在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以合作经济为特色的农工商经济组织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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