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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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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学生如何成为公民?  

2011-05-18 13:59: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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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参加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做巡回演讲,与中国大学生做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沟通才是生产力。

北大虽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任何一名大学本科生成为精英的机会都不小。想到未来中国的伟大人物有可能坐在台下,听我发表对世界的看法,我就觉得十分有动力。

这一过程早在我毕业之前就开始了。后来,我也制定了走遍全中国的演讲计划。不过,作为社会活动演讲,毕竟受到社会上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去年东海撞船后,有关人士善意地提醒我,“这个时候去大学演讲对你的安全恐怕没有好处”。我虽然认为中国并不至于那么不安全,可还是不得不被迫中断。不久以后,演讲还是恢复了,特别是最近的日本地震拉近了两个地震大国的距离,使我的演讲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过,演讲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我原定于5月14日在浙江大学举行的演讲,就未能成功举行。原来我和浙大方面的有关人士安排好了时间和地点,但在13日突然接到了变化的通知。因为,浙大将于5月21日迎来114年校庆,资源和人力都很紧张,所以不能在浙大演讲了。对于这样的突然变化,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但我没有放弃跟浙大学子的交流,所以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利用原定时间在浙大附近的枫林晚书店做了演讲。

作为中国人最多的大学之一,浙大还是有许多学生很支持我,并没有因为一星期以后的114年校庆而放弃听我演讲。临时决定的演讲现场爆满了,令我十分感动。浙大学子对政治很感兴趣,向我提出的问题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包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分几步走;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东亚的政治发展与儒家文化之间有哪些联系,等等。

当然,这种讨论自始至终是温和的。后来,一名朋友把在网上看到的听众博客传给我看。不论其对我的观点持什么态度,但肯定我的风格是诚恳、从容、有条理的。其实,任何听过我演讲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演讲现场还有高三学生与我交流,让我这个上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回答,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我说了一句,“假如你进了大学,你或许失望,原因很复杂,但不要犬儒,真的,犬儒不如奋斗。”

我给的答案并不太重要,但是这位20天后就要高考的学生,能在这里出现,让我十分感动。她得到家长允许来听我演讲是我最大的荣誉,这比任何官员和名人的接见都重要。无论我怎么跟她交流,对她提高成绩都是没有直接作用的,她来这里听演讲只能解释为社会责任感的驱动。我在回答这位女生问题的最后,再次强调了我的一个老观点: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这里的学生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

这就不能不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跟社会稳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某种被认为是错误或危险的思想,是否就真的会影响到稳定?我认为未必如此。

比如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大学都很乱。中国学生搞文革,美国学生搞反越战,日本学生呼应中美两国,法国学生差点占领巴黎,全世界只有苏联学生能平静地好好学习。在长辈眼中,中美日法的学生无疑都是非主流的,他们在学校里所做的事情也未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过,当愤青们成长起来之后,世界并没有继续混乱下去,中美日法全都稳定住了,自己崩溃的反而是苏联。对苏联的解体,人们有多种角度的解释,而苏联扼杀了年轻人的冲动,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我的经验,大学里的学生似乎可以分为两种,多数人应该是所谓“打酱油的”,对于政治和社会话题并不热心,有时候会动动手在微博上转发几条与时政相关的讽刺性留言,但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会谈论政治,这既是因为怕惹麻烦,也是因为确实就没注意过。另一种人,人数较少,但随处可见,这就是被称为“愤青”的激进派,他们每天花大约两个小时在政治问题上,批评、研究和设计政治,与观点不一致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一般来说,“愤青”可以分为左右两派,但他们的立场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同一个人,其左右立场也随时可能彻底变化。

我有一个朋友,就属于后一种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右派,然后变成左派,又变成保守派,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派。他有时崇拜民国,有时崇拜苏联,有时崇拜文革,有时崇拜现在的政府,并具有与上述所有人辩论的丰富经验。他每次总结自己的思想,会有一半的机会发现,自己三个月以前的思想是愚蠢的。如果按照学校的标准,这样思想偏激但漂浮的人,应该是令校方头痛的,甚至具有被“会商”的资格。但实际上,他所受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失败,不断地“折腾”后,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在敏感时期自费去了拉萨和乌鲁木齐,只为研究当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而官方或长辈们用“正确”的方法和“正规”的过程培养出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努力移民出国。

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明显是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而进行的教育,究竟从历史悲剧本身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我的观点很明确,政府在大学里应该具有最大程度的自信,以最宽容的方式对待年轻人,留给他们成为公民的时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出版的新书有《中国的逻辑》。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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