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Hollow Man

我们大部分的劳动用来抵消别人的劳动

 
 
 

日志

 
 

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  

2011-10-10 15:07: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改良派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国的惯性与制度的颟顸一再拖延和阻碍着变革的速度与方向。但1905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载涛、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内的推进,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的海外运作,使帝国改制的曙光虽然微弱然而顽强地若隐若现,毕竟使人无法相信帝国仍旧将一成不变地衰腐下去。李泽厚在一篇名为《告别辛亥革命》的采访中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惠州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革命党人的普遍性已经成形,规模虽小、效果不佳的武装起义、暗杀、暴动从未间断。但军队主力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仅仅在人数并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众浑浑噩噩难以依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首鼠两端。

各自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义。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经悄然在向革命派滚动。此时,满清的最后一代重臣李鸿章已经于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离世;1908年,长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带着怯懦的光绪一同归天;1909年,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坚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吁立宪的载涛羽翼未丰;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单薄。这些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与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所抗衡。于是他们所倚仗的,无非就剩下了一个手握重兵,却左右逢源的袁世凯。

君主立宪在辛亥年前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除了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自己已经推出了预备立宪的旗帜。自此之后的清政府行为,其实已经一步步在推进,所差别者,在于时间之长短与方式。废除科举,建立法律,这都是确实地在进行改制的筹备。至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委实令世人失望,但试问有哪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时间的磋磨?

袁腾飞在讲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幕府在实际掌控政权,皇族并没有实在权力,不过是从幕府手中领薪粮的象征。日本从来都是“虚君”,因而经过短促战争,立宪一蹴而就。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无论朝野之间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力量,如何能够说放就放?君主立宪虽然已成共识,但必然需要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然而革命党人显然已经等不得了。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皇族已成众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经悄然转换,从一个政体之争,变成了一个民族之争。本来,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共和政体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后骰子停止滚动的偶然性,全系于袁世凯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凯一心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结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实上,武昌一城已经陷落,虽然各省宣布起义与独立的旗帜纷纷,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总督谭延闿本身是咨议局议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宪派。南北议和的形势,无非是袁世凯一面吓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一面以南北战争的形态吓唬孙中山,从而窃国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启超从日本紧急赶回中国在大连登岸。他的目标,是配合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从石家庄打进北京,拥立载涛作为总理,帝国立即自行更张,改为君主立宪体制。计划周详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凯便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要打进帝都,恐怕就人心尽失了。

可是,11月6日,吴禄贞已经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杀。无凭可依的梁启超仓皇逃回日本。这又是一个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国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丧失,惟有一条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赛跑之中,偶然性跑赢了,所以革命党人跑赢了。历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实令人扼腕。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辑:薛莉shirley.xue@ftchinese.com)

  评论这张
 
阅读(4)|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