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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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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没有人民的民国  

2011-10-17 11:2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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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10日,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后海边上的醇亲王府,拜访他曾经的死敌、早在去年就已经卸任的、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这是一次友好的会面,不再是皇族的载沣对孙中山印象良好,两人言谈甚欢。孙中山走时,甚至留赠了一张自己的半身近照给载沣(祝勇《辛亥年》)。

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极为动人的一刻。曾经互为仇雠、不共戴天、共和帝制难以相容的领袖,冰释前嫌。他们都可以变成为新成立的民国殚精竭虑、造福万方的中流砥柱。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然而两人之后的命运却与此大相径庭。一个终其一生仍然是仓皇流离的革命者,另一个终其一生都是不问世事的闲居人。

辛亥革命终究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失败时间的定义史学界颇有分歧,然而所不争的事实在于,其后中国历经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等等乱象。一个立志为民众开启新生活的革命,却如同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似的给了民众更加混乱和血腥的几十年。

毋论辛亥革命之成功具有多么大的偶然性因素,在1911年废灭帝制赢得了几乎整个国家的欢呼。为什么,在如此巨大的胜利之下,革命党人会失败?

中国人谈论历史时,总是倾向于将历史的功过推诿至道德的判断。例如,辛亥革命之衰败,几乎众口一词的定论就是袁氏窃国。然而在那个时期之中,窃国者众矣,何以袁氏窃国是窃国,其后黎元洪、段祺瑞诸君,就不为窃国?而更重要的在于,辛亥革命所推崇与意图建立的共和国,以及相辅相承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等制度,一应缺失,以至反而形成了顺序沿用的党国体制,流毒至今难以清消?因而,如此重大的革命失败,咎于一人,无非逃避责任、混淆视听而已。

事实上,辛亥革命一举终结帝国,建立共和,就中国历史而言,委实是另一次开天辟地,乃是至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来的第一次意识形态革命。其本质不同于之前的改朝换代的地方,并不在于用“民国”替换“帝国”,而实在于总体制度的变更。这个总体制度,核心乃在于结束一人、一族之私人对于国家的管理权力,而把权力交由全体国民所推选的代理人进行管理,即由私权而转向公权。

这种转变所需要动员参与的社会力量,乃是全体,而非少数,更非个别。既然乃是全体国民之公事,必定乃由全体国民之襄助;而革命成功,所需建立的制度,也必须下行至所有层面,使国民全体得以知晓并应用,方才能形成真正的民国。

必须仍旧重复的是,这种制度的变更,并非只有建立“共和国”如此名义才可以实现,如果制度能够得以推行,那么毋论是君主国,抑或合众国,都能达致共同目的。

可惜的是,在1911年所成立的民国,却是一个没有人民的民国。与他们所推翻的大清朝一般相似的,是革命也好,民国也好,只是一小撮人的自话自为。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就,便如雨打风吹去。而中国失去了一个虽然风烛残年,却依旧勉力维系的清政府的社会秩序,乱局自然发生。下层民众既然无以参与,当然如同阿Q一般随波逐流,咸与维新了。

这种流弊,并非民国开始,而事实上从革命最初便是如此,辛亥革命从肇始之初,便是一场无根的革命。

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之中说,自1895年起义之后,孙中山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仅有三次在上海,一次登陆广西的短暂停留,其余时间,“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穿梭往来于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之间,所从事的工作多数是筹款、部署起义、建立联盟。动员民众之事,根本无从谈起。他与国内社会阶层之联系,除却学生与知识阶层之外,主要集中在袍哥等会道门之上,对于普通民众,并无实在的工作。

而所谓三民主义虽然提出,即便在孙中山主政期间的全国和广东,从来就未曾落实成为可以执行的制度。他一生的事业都在武装及与武装相关的事务。

杨天石在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时,在《帝制的终结》一书中,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提法,而将领导群体归结为“共和知识分子”。具体的数字是:留学生,1906年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9年162万余。事实也证明,在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这样一批人,尤其是留学生,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这个人数在当时整体的中国国民中所占据的比例,依旧是小的可怜。1911年中国总人口5.64亿,而农民占据了95%。辛亥革命几乎所有战争,全然在城市进行,而其少得可怜的制度变更,也一一都只在城市之中。民众只知上面改朝换代,何来什么全民动员!

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同盟会,以及与革命相关联的各党各社,对于将革命普及至下层,并没有足够的部署,甚或没有足够的兴趣。自1900年的惠州起义起,所有的起义,均在军中与知识阶层之中,以城市暴动作为主要方式,“谋逆”而已。而革命的兴起,也就短短10年,如何得到民间的认可与支撑?

至于辛亥革命,实在是猝发的偶然性事件,同盟会本来就是仓促响应。至于民国草创,也是顺水推舟的一种认证,于民间而言,并无太多裨益。

美国史学家周锡瑞在其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中,坦率指摘道:“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与乡村的疏远。”这显然与革命的目的就背道而驰。考察至武昌起义之后的军政府的结构、斗争与结局时,其情态更是惊心动魄。

由于辛亥革命突起于青萍之末,革命者本身殊无政府纲领和组织。于是他们大量地邀请了旧有政治势力入主,其中包括湖北的黎元洪,以及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这些上流阶级立即与革命党之间起了冲突,对于政治权力的建设与分配南辕北辙。其后,革命党、立宪党和旧官僚之间纵横捭阖,孙武汇入黎元洪系统,文学社领袖或死或走。但无论这些人如何分化组合,权力无非在旧有的上层阶级与新的革命党之间流转,和普通民众之间并没有“半毛”的关系。而湖南在谭延闿主政下,虽然政局相对平稳,结果却是“清朝新政可能把人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了一倍,事实上,革命再一次把负担翻了一番。”

周锡瑞在第一版的绪论中写道:“省城里的、地方上的上流阶层发现,通过革命,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加强了。”

就这样,推翻帝制的革命,是人民没有参加的;建立民国的好处,是人民无份参与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先是革命党的自娱自乐,后是上流阶层的分润摘果。这样的民国,毋论谁坐江山都是窃国。这样的民国,自然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的力量游戏。军阀混战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谓意识形态革命的建国,制度下行乃是一种必然。这实实在在意味着对于所有地方法律的颁布与施行,权力的簃转与变更,土地与资源的切割与分配。反观清朝末年的制度变更,包括科举制度的取消、法制律令的颁布、民间经济的放宽与发展,假以时日,反而可以蔚为大观。

国人嗜好品评国外的共和总是一蹴而就,却总视而不见其中历经几百年的宗教、制度与民众利益的分化。惟有民间基本的变化,方才是革命成功前提。缺乏意识形态转变的大清子民,在辛亥革命的大旗变幻之中惊慌失措,随波逐流,到最后,只是“被民国”了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辑:薛莉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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