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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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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与宪政擦肩而过  

2011-10-24 21:00: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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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北京前门火车站人潮熙攘,官方车马仪仗威严浩荡。这是欢送大清帝国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美妙时刻。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官服青年悄悄地挤上了列车,缓缓向五大臣车厢靠近。意外的车厢晃动,引爆了青年身上的自杀式炸弹。五大臣中仅有两位受伤,三位旁人死亡。

这位当时不知身份后来被欢呼为英雄的刺客,名为吴樾。但是这一炸,却把整个清政府都炸得莫名其妙:“不就是要立宪吗?朝廷不是已经答应了吗?为什么非要把皇亲国戚和封疆大吏一个个都弄死?”

这是军旅作家王树增在其长达700页、关于辛亥革命的非虚构作品《1911》中的一个细节。尽管书中多为客观描述,但王树增的观点在字里行间昭然若揭,又几乎与传统思路一脉相承,即清政府腐朽透顶,必死无疑。

然而若真能穿越回到1905年之中国,不独皇族贵胄不信,官宦乡绅亦不信,黎民百姓亦不信。缘由都在预备立宪之上。1905年的五大臣考察宪政,1906年的“预备立宪”上谕,为朝野双方拨开云雾,看到希望。上谕乃令举国欢腾,黄龙国旗遍地悬挂,大学堂内集会欢庆,街上游行庆祝,扬州自发创作《欢迎立宪歌》:“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当时的政治局势又如何呢?自1901年之后,中外已无重要战事,边疆暂时稳定。洋人乃至日本,虽然包藏祸心,却也一意支持宪改;国内虽然民变频繁,起义不断,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所发动的战事,多数乃是依靠地下会党,乃是不折不扣的“暴乱”,政府轻易便能镇压;朝内有张之洞、袁世凯、端方、良弼、铁良等能臣辅弼,为君主立宪规划筹谋;朝外有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志士暗通款曲。而铁腕慈禧,此时已然变换思路,决心变革施行宪政了。而民间虽然目睹叛乱频仍,且生机艰难,但历次革命,均在少数知识分子与党人之间流动,下层根基分毫未动,皇帝依旧是仰望与仰赖的君上,谈什么革命?

如此优良的环境与时事,真是千载难逢的改革时光,为什么清政府一再蹉跎,以至于武昌首义之后各省响应,一枪毙命?清政府的宪政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不是不改,只是改得太慢。这个老大帝国,没有因应整个国家局势的变化,一再延宕了宪政改革的历程,致使各方力量纷沓倒戈,为中国留下了无穷后患。

考察中国近代历程,清政府自身经历了三重改革浪潮,而每一次浪潮的主题都遽然转化,而其自身改革,却每次都慢了一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间历经太平天国,无非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失败尝试,对于皇权专制制度,并无任何挑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无非是体制内的自强自新变革,其目标无非是开明专制而已。此类改革,并非没有先例。彼得大帝的改革,亦属此类。但是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殊无变化。

及至1895年甲午战败,舆论哗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令中国看见体制的变革乃是终极的变化,而此前朝廷重臣的改革尽付流水,遂有1898年的戊戌变法。此时主题已然转换成为君主立宪。从明治维新所进口的思想,乃是君臣共治,君权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900年孙中山的崛起,以及1901年开始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和其后的知识分子留学潮,对于中国体制改革的重点,又是一变。到1905年,及至因应预备立宪的社会反应,已然是提倡民权至上了。毋论是立宪派所成立的咨议局的观点,还是革命派的造反观点,都是还政于民。中国至此之后,君权神授的理论,已无立锥之地。

考察1905年之后的清政府立宪历程,乃清晰可见其建立君主立宪的诚意与决心。1908年慈禧死前两个月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对明治维新日本宪法的一个乾坤大挪移,其中三权分立制度已见端倪。虽然君权威凌,但第三款“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得见诸施行”,其涵义为法律乃是议院所订,皇帝仅是批准颁布,是为立法权;第十一款“惟已定之法律,一旦颁布,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是为法律修订权;第十款“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是为独立审判权。

1908年,三权分立的原则,便已经在宪法大纲之中了。

祝勇的《辛亥年》之中说到立宪过程时,提到各省成立咨议局,也就是地方议会的过程。“至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均如期成立咨议局。安徽咨议局,甚至把‘为人民谋幸福’六个字,当作自己的宗旨。”

可是这样的开天辟地的变革所带来的优势,总在迟迟疑疑、首鼠两端、反反复复中被挥发殆尽。1908年,《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宣布准备在9年之中颁布宪法;1910年,摄政王载沣再减年限,定为1913年开设国会。1911年5月,责任内阁取代了军机处,但是公布的却是“皇族内阁”。这一本是顺应民情的举动,却成了压死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次,连立宪派都怀疑爱新觉罗家族的改革诚意了。

于载沣、隆裕皇后和清廷而言,他们多少感到委屈。毕竟,比起之前的整个改革步伐来说,从1908年之后的措施,每年进益,皇族私权日渐受限,而公权每每得逞。甚至在1911年初,“赦免国事犯案”等法律,开放了言论自由和党禁,连孙中山都有了合法身份,怎说没有诚意?杨度在辩护九年立宪的时候说:“凡以和平改革者,宪政必有年限,此各国通例……朝廷既许立宪,迟早皆同。”

坏就坏在“迟早”之上。清政府以为只需要实行立宪,那么时间的长短就没有关系。但是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看来,时间却是大不同。1898年立宪,朝野可以形成共识,因为此时是中外矛盾;但是1900年之后,革命党兴起,民族矛盾提升上来。驱除鞑虏不仅仅是同盟会的口号,各地都有以此作为口号的叛乱,遂转化成了国内矛盾。吴樾刺杀五大臣,怕的就是立宪成功,满人统治得以永续。立宪派所要求的选举,也就是多数人统治。

宪政改革需要多长时间?慈禧1908年定为9年,载沣1910年定为3年。可是他们却终于也没有赶上时势的要求。

清政府变革为什么这么慢?一在于制度惯性。200多年来帝制与官制,从治理制度和用人制度上,乃有一个长期的制度途径依赖。虽然从太平天国其汉人大臣渐成气候,但是其中的猜疑忌惮,无时不在。二在缺乏因应。三次国体大改,每次主题变化,而政府浑然不知,仅有被动反应。三是自我设限,预备立宪虽说外力推动很大,但是基本上清廷依然想按照自己的步伐而不是民情的需要来安排。

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国家之重大变化,端不在统治最严苛的时候,而在松动之时。现实政治的变动并不在于政府对于制度有多么妥帖的计划,而在于恰当的时机。政策与制度可以经年累月完善,但根本性的变化时机却只在一刹。君主立宪若在1908年之后就施行,中国局势必然为之一变。之后的局势就每况愈下,拖拖沓沓的变革在沸反盈天的革命中一炬成灰。

辛亥之局,求诸清政府无权变顺天之能,求诸革命党无全局历史之观,求诸立宪派无挽澜铁腕之力。及至武昌首义,三方皆败。时耶?运耶?命耶?泱泱中华,竟然无一方势力可结构政局,推创新生。

革命只留下了有力量而无理想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队,有理想而无架构的孙中山与国民党,迷茫失措不知所终的民间与基层。政治失序的社会留下的政治空洞,遂为一茬接一茬的独夫民贼所窃,由是力量成了惟一的主宰。

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宪政时期,竟然由昏庸颟頇的清政府所开创并诚心推动,委实是一大笑话。此后的政体改革一再沉沦,宪政与法律,民主与选举,三权与民权,“句句都无凭”。清政府之迟疑,与革命党之急进,一起把中国的宪政推进了坟墓。

五千年浩荡的历史,转瞬错失前进现代化的时机。历史之诡谲,惟余一声叹息。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辑:薛莉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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