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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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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批评官员的尺度》谈媒体  

2011-10-31 17:0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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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人民法院当法官的何帆,是这几年来在法律图书中最盛产的作者。除了自主写作之外,他的法律图书翻译,尤为可观。2011年年中,他连续出版了两部译作:《批评官员的尺度》和《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在中国司法界频遭诟病的今天,何帆对于美国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引介,由不得人不敬重其写作的勇气,与思怀千古的深远。

《批评官员的尺度》是美国两度普利策奖获奖者、前《纽约时报》编辑安东尼·刘易斯的著作,叙述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如何通过审理《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确立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尤其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自由的过程。1960年代的美国处在黑人民权斗争最炙热的时代,媒体在推动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与免遭毒手方面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而南方各州包括政府、社会与民间,都视倡导平权的媒体为仇寇,试图通过惩罚而惊慑媒体。最高法院经此一役,不仅使美国媒体获得了自由报道平权运动的过程,亦使第一修正案从此成为保护媒体免遭政府干预的护法,遂使后来的《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纽约时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俱成为可能。

本案从发生到审理过程迂回曲折,风云变幻,读起来委实惊心动魄,不输于武侠小说。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安东尼·刘易斯并不止步于此,从而延伸出第一修正案对于媒体的保护局限、媒体自身的伦理困境和社会与媒体之间的权争,一步步诱发关于媒体自由的全部讨论。

近期以来,毋论中外,媒体突然集中性地遭受到众多的指责,似乎媒体权限过高,成为了一个公共思维。《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对于默多克及其集团的新闻过度操作,中国诸多媒体低俗的娱乐报道,官方媒体对于主流新闻事件的置若罔闻,无不令公众对媒体有切齿之恨。

第一修正案诚然伟岸,然而若未明了媒体自身之本质,法律之保护、补偿与惩戒,都流于无谓。因而,这倒使我反思起媒体在与政治、社会和私人的权力争夺之中,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来。

无论是美国那样的开放社会,还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媒体与世界的关系无非三种:

媒体和政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媒体有否权力报道?报道是否有界限?批评是否有边界?

媒体和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媒体报道社会,有否判断的权力?其伦理边界又在哪里?

媒体和个体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媒体可否介入私人生活?介入到如何程度算是合理?私人事务与媒体之间又如何取得平衡?

媒体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到最后,无非是媒体何时进,何时退?

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怕是要回答:媒体究竟是什么?媒体对于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

自19世纪以来,公众对于媒体的期许越来越高,而媒体的自我定位也是越来越正义化。诸如“第四权”、“无冕之王”等等帽子,已然成为公共认识。

然而,仔细查究,我却不能不说,媒体对于社会之贡献委实有限,其对于人类之进化、社会之进步、公共之健康,都流于表面。事实上,科学、书籍、法律,都在实质意义上推进世界之改良,而媒体无非以其资讯、意见与表达,呈现以上领域之进益,其本身并不生产进步。

媒体常自诩其乃是真相甚或真理的发现者,然而这个论断一样无法经受推敲。真理惟有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论证,在理工领域有科学技术,在文史领域有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何时轮到媒体说三道四?媒体莫说掌握全部真理,便是部分真理亦都可疑。

以新闻为职业者,常说新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意思是今日之新闻,等不到一个完全全面精细之表达,已成为昨日黄花。在我看来,它最多只是一门遗憾的手艺,因为它无精确之计算论证,无严密之推理试验,无推敲之优雅灵感,如何算得上艺术?

当然,同样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我并非媒体虚无主义者。媒体之存在,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毕竟,它提供了一个探测与观察当下所掌握的至少部分真相的渠道,它建设了一个发表言说的公众性公共平台。通过职业媒体人之运营与操作,公众得以知晓自身之外的公共信息,并在此公共畛域之中,体察与了解他人的观念与知识。

因而,媒体是什么与起什么作用的答案便已昭然:它乃是公众了解公共之窗台,乃是参与社会发言之讲台。

那么,我们便可以大约定义在三大关系之中,其进退的原则。

在公共事务之中,即其与政治与政府之关系,应当拥有全面之发言权。而这个发言权,不当受到任何的限制与压制。政府乃是公众委托以管理公共事务之机构,媒体本质上与政府是平行之社会机构,无隶属主从关系。政府管理媒体,乃是僭越,乃剥夺公众了解公共信息之权力;政府任何机密之事务,惟有从其自身谨守,若被媒体获得,便是其自身失职,而不能以国家机密搪塞。政府官员既是人民公仆,其自身便已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而不可以其自监为名,禁绝公众的了解。于是审查与追惩媒体的报道,便成为其监守自盗之掩盖。任何与公共事务相关之领域,大可以此原则推断。在这种关系中,媒体惟有进,无有退。政治、政府、官员无任何权力可以监管、指责、起诉媒体。

在社会事务之中,即与社会与公众之间,媒体乃是有限责任与自我伦理设限。社会事务不完全等同公共事务。社会之结构,除了政府之外,有公司、社团、民间组织、机构等等。各种部分,都自有其利益与成员。若是这些部分之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媒体自然有权力报道与发言,而其自主发言之行为,不当受到这些组织之干扰。但设若这些部分之行为,仅限于其自身之关涉,则媒体应当止步。媒体没有裁判权力,更非伦理法庭,动辄以言论自由侵扰,如何保证自我的权力?媒体与此尤其当有自我伦理设限,社会事务纷繁复杂,是否关涉公共利益乃是根本的判断标准。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社会有共同道德、传统伦理、区域历史、族群特征,媒体好以公共、进步、世界等等大词品评,并喜好充当包青天,无非自我膨胀而已。

在个人事务中,即个体与私人之间,媒体当采取尊重与退却。个人与家庭乃是人类在不得已的群居生活中之最后的堡垒。多数普通人并不能承受来自公共瞩目之下的压力。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崇高与渺小、伟大与龌龊,只要与公共事务无涉,都不当予以披露,这乃是事关个体生存尊严的领域,不容侵犯。不过,所谓个人事务,并不包括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乃是依靠公共关注获得其自身利益,隐私权相对狭小本身就是其职业风险,侈谈个人隐私,不过是鱼与熊掌得兼的贪得无厌而已。

1919年,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在一份审判的异议意见中写道:“如果宪法中存在一条值得我们当前必须关注的原则,自然非思想自由原则莫属。这项自由,不仅属于那些我们所赞同的思想,也包括我们深恶痛绝的思想的自由。”社会与世界乃是阔远而进化的,媒体对于人类而言,并非解决之道;而媒体之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乃是提供真实反映当下的信息与资料,以供在各个层面中的人作为参考之依据,行动之借鉴与观念之比照。其本意并不包含改造社会,尽管有时候其附带作用的确是改造。

我对于中国的媒体素来怀有强烈的不满。其来源尚不在于言论之空间,行为之果敢,技术之进益,而更在于立基于当下的环境,其自我伦理之欠缺,观念之颠乱,报道之偏颇,连号称第一流者都未能免俗。中国媒体,要之三媚:媚上、媚俗与媚己。媒体人若有缘读读《批评官员的尺度》,与其哀叹第一修正案之缺乏,不若反求诸己,做一个称职自知与平衡的媒体人,怕才是成为职业媒体人的第一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辑:薛莉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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